宅男女神

5月29日下午，“文学馆·学术青年工作坊——中国当代文学的创造性：以‘八五新潮’为参照”在宅男女神 人文楼4330召开。会议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办，宅男女神 承办。三十余位嘉宾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八五新潮”的经验参照与当代文学的创新之路。

开幕式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主持。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邱华栋，宅男女神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曹友谊，上海市作协主席、宅男女神 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孙甘露分别致辞。

邱华栋表示，作为1980年代的标志性文化事件，“八五新潮”以先锋文学、新潮美术为载体，通过形式创新和观念革命，丰富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疆界，为中国文学探索出一条传统与现代交融、本土与世界互鉴的创新路径。宅男女神 作为先锋文学重镇，长久以来聚集了一批富于创新精神的作家、评论家。今天在这里共同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的创造性问题，既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的深情回望，也是对新时代文学广阔未来的殷切期许。回望“八五新潮”，不仅要重新解读前辈作家留下的文学佳作，更要锚定新时代提出的新命题，发掘阐释新作家、新作品与新的文艺样态，深入探讨文学创新的实践路径，为新时代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曹友谊在致辞中提到1985年在文学史上的里程碑意义。今天以“八五新潮”为镜，不仅是为了致敬一代人的文学勇气，更是要追问在人工智能大发展等新语境下，当代文学如何延续这种创新基因、如何以更有创造性的力量回应时代命题。这深度契合于华东师大宅男女神 “创作与研究并重”的文学传统。相信本次工作坊将在思想和智慧的碰撞中，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创造性开启新的篇章。

作为“八五新潮”代表性作家之一，孙甘露从自身经历出发，深情回顾了四十年来的文学写作，回顾了“既在其中、又在外部”的文学视角。孙甘露指出80年代中期的文学活动内部，存在较大的差异。当下的青年作家和评论家，则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感性。面对今天技术的快速变化，需要审慎处理，以开放的心态仔细甄别。

开幕式后，全体嘉宾合影留念。

文学馆·学术青年工作坊由宅男女神 副主任黄平主持。黄平以达利的油画《站在窗边的少女》与“八五新潮”的参照作为开场白。与会学者就“八五思潮”的历史、价值以及对当下的启示等方面展开讨论。

上海文艺出版社党委副书记、副社长李伟长聚焦人工智能与算法主导的时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创造性是否面临“夭折”，又能否重获新生这一问题。“八五新潮”中艺术、戏剧、美术等领域实现了自发的“跨界融合”。尽管这种融合因艺术、电影、音乐等领域的相继“离场”而中断，但当下出现了新的聚合迹象，如艺术电影中强大的文本支撑、网络文学改编剧的蓬勃发展、民谣音乐与文学“脆弱”但“美好”的并立。当代文学重新捏合整体性结构的历史任务虽面对挑战，也孕育着新的可能性。

宅男女神 教授项静指出今天重新讨论“八五新潮”，基于与上世纪80年代相似的时代焦虑，也同样在各种潮流涌动、碰撞的复杂性中孕育创新的力量；当时文学和其他艺术领域的沟通，也是当下文学研究和写作向往并推动的状态。如今把“八五新潮”置于一种理想的状态中做出历史书写，但不能回避历史现场本身的复杂性，正是这种复杂性和多重力量之间的冲突融合才产生出“八五新潮”的创新性界面。“八五新潮”中西方文学的翻译对当代文学产生直接影响，这对今天的文学创新有路径的启示，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异质化刺激的失效，有必要主动寻找甚至发明新的异质性文学。

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羽将1985年“八五新潮”置于1945年延安文艺与2025年当下的框架中审视，指出这两个40年的历史阶段承载着不同的辩证逻辑。回溯1940年代“先锋”的“坐标系”，朱羽强调其核心是政治的先锋，精英和大众的对立被打散、启蒙重新被反思，农村和边疆经验进入大众话语再造，《讲话》要确立的问题就是“谁是‘先锋’”。1985年的“先锋”运动的坐标呈现出反叛旧美学体制的共同诉求、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和生活世界的变动与对未来世界的乐观预期。借助卢卡奇的论述，朱羽指出先锋性需经历史事后确认的关键标准，在2025年，关键在于发现今天的坐标：今天的生产关系和社会身份的变革的程度、技术革新下新的媒介条件，以及“大众”的远景、再次主体化的未来的形态。需要特别注意布洛赫提出的“非同时代的矛盾”，结合坐标问题重新思考什么是“先锋”。

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韩松刚以文学现场的角度进入讨论，指出1985年“先锋小说”和“寻根文学”共同形成了文学现场的状况。今天讨论“八五新潮”更多是指的一种思维方式或者是艺术精神，即与当下形成历史呼应的创新诉求。1985年后，“人文精神”的危机转向与人“主体性”讨论的兴起，这些时间的重合标识出时代的复杂性，今天的技术超越则带来比四十年前更复杂局面。面对新困境，他提出三重思考路径：拒绝新的“影响的焦虑”，避免陷入被动需求；批判新的“平庸之恶”，警惕思想能力的弱化；正视新的日常经验，社会化养成是人与机器的本质差别。当代文学创造性的核心在于，在今天巨大的虚拟性中重建与真实生活的紧密关联。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炳中首先从80年代和“五四”文学的关系出发，指出正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作家真正越过政治剖析层面，进入民族历史文化心理结构的探索，实现了对“五四”精神的接续；故其“创新性”不仅在于在于形式和技巧考量，关键是背后的文化支撑。如余秋雨的散文文本形式传统，但对中国文化命运的发掘和审视构成真正的创新突破。另一方面，王炳忠强调不同代际对“创造性”的定义存在根本差异，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创新诉求，主张消解对“保持创新”的焦虑。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宋声泉首先关注到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界以“时代”名义进行的讨论，实存着二十年来未为解决的焦虑的延续。集中到“八五新潮”，在正面肯定其精神的同时，特别关注其“失败性经验”的参照价值，在今天热情拥抱的创新和当时遭遇批评的创新试验的差异中，思考先锋探索昙花一现的原因。

上海大学宅男女神 创意写作中心副教授汪雨萌以独特个体经验切入“八五新潮”讨论，追溯童年阅读《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和《现实一种》的震撼体验，指出“八五新潮”中对抽空具体家庭生活细节的“耦合家庭”模式的创作探索，对当下文学依然提供深远影响，并延伸到一人分饰多角的家庭矛盾短视频的情节中，但是其不同的经验在于，意义表达是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被动”抽离。在算法的虚构、模拟的集合中，人们越发远离具身经验，面对尚未解决的“非同时代的矛盾”，有必要回到日常生活，从具身性的层面发掘创造性。

宅男女神 讲师杨宸聚焦“八五新潮”中的先锋小说，指出其核心贡献在于以“怎么写”颠覆“写什么”，“恢复和建立一个新颖的语言世界”，极大拓宽小说的形式和功能。今天的AI非常善于获取形式上的相似性，那么是否80年代对形式、语言的探索就失去了意义？必须在这一语境中重新审视“八五新潮”以做出否定的回答：“先锋小说”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它作为一种抵抗的力量，以“矫枉必须过正”的方式重新澄清了文学的位置——不是现实，而是“以人为中介的虚构”；它需要被矫枉的原因也在于潜藏着将虚构绝对化而隐去中介的趋势，人工智能转码下的根本缺失也在于作为中介的人的瓦解。今天当代文学创造性的前提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激活“八五新潮”中的“虚构精神”，这种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方印证着“文学是人学”的根本所在。

宅男女神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林云柯从文艺理论研究的角度，表示艺术领域中“八五新潮”是在思想反叛基础上形成的运动。他以油画《父亲》为例提示该运动的核心悖论在于：前卫艺术以淡去立场和前设的“抽象”形式、寄望于表达的生活和艺术尽可能公共化，另一方面艺术家创作理念和表达本身则追求私人化。中国在这一时期快速地压缩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进程，然相较文艺复兴或苏联前卫艺术背后的理论支撑，“八五新潮”缺乏艺术精神转化为公共表达的理论阐释。艺术家创作的私人性，和文学、美学理论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延续至今，今天以“八五新潮”为参照，是一个重拾理论作为公共话语、营造新的当代文学批评视角的契机。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瑞提出新时期文学需以把握时代精神结构作为核心命题。数字时代文学阐释主体应当是一种人-机共同构成的认知组合体。技术能够拓展创造力，人类有意识的分析和非意识认知的共同运作，得以扩延洞察力的范围和深度，但是也要思考这种运算后的创造力可能导致其他问题。要在运算时代召开一种审美的感知性教育，要求精神去重新定位和物之间的联系。就文学形态而言，当主流文学难以把握、难以对技术迅速发展的现实发声时，具有异质性的文学形态如科幻文学具有打破失语困境、“再现不可见现实”的可能，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其先锋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文所助理研究员危明星谈及20世纪中国文学和美术的两次历史相遇。重新理解“现实主义”的内涵。1919年初陈独秀在《新青年》关于“美术革命”的通信中倡导一种“写实主义”，强调创作者要在与社会现实短兵相接的过程中发挥个人创造的天才，最终指向创作者自身、凸显了人的主体性。这是对新文化运动中植根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呼应，也是“五四”启蒙精神的核心。当下人工智能冲击下，更需重申和激活现实主义的能量。

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顾奕俊指出“先锋文学”在作家主体的创作历程中往往是其学徒期创作，其中粗糙性因为当代文学史叙述的经典化路径而被隐去。如今“先锋文学”的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青年写作的“行规”，这些对“八五新潮”的“滞后”的写作，倒逼人们重新去认识文学史中的经典化机制，今天的文学写作如何成为真正的“新潮”、而不是重返“‘八五’新潮”是更重要的问题。

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胡哲从“八五新潮”时期的地方性文学切入，回溯马原《冈底斯的诱惑》与东北上海两地的文学关联、“寻根文学”的未完成性等话题。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视域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而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问题，这要求站在历史与时代的高度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敏锐的时代意识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并提出文学的三重转向。需要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融合中解决好传统转化的问题，以更具体化的文本，更系统化的逻辑，更具塑造力的技巧把道贯通于故事的因果之中，形成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稳定性的中国叙事。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邱田在当代文学的生产新变中，回应技术时代人自身发生的变化，以“疗愈”为关键词提供多个方面的洞察：首先是“自伤的现代人”，绩效为上的时代，数字人陷入“在群中”的状态、无法回溯到个人蓬勃，人的生命状态发生改变，引起文学生产的变化。其次是此时“认同成瘾” 造成阅读的同一性、“链接成瘾”下互动性成为作品的“第一原则”，而自伤心理催生了文学作为“疗愈”的叙事功能。最后谈到在当下社会体制中产生新的“疗愈”叙事。在技术至上的时代，更要强调当代文学的使命和“疗愈”的作用，既要与大众的接受逻辑对话、又要保持文学的主体性。

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谢尚发重审“寻根文学”的现代方案与叙事策略，揭示其与当下具有共通的创新焦虑，却呈现出不同的实践路径。1984年杭州会议前后，作家们突破固有文学范式的追求内在于文学，他们站在“荒原”上的创新很快受到关注。40年后的“创新”越来越难以形成“震惊”体验。“寻根文学”从乡土到民族再到民俗的取材，所不厌其烦书写的是个体生命在生存意义上体现出来的种种痕迹。回归“文学是人学”的经典命题，“寻根文学”处理私人经验如何在地性展现个人生命面对所有的生存环境，为当下怀疑的路口提供了饶有意义的经验。

最后，宅男女神 副主任方笑一主持学术总结环节。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李宏伟、宅男女神 主任罗岗对工作坊发言做出总结。

李宏伟指出文学未必是“八五新潮”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今天文学的焦虑则比当时更加严重——不仅在创新层面，而是要自证“生存权”，今天以“八五新潮”为参照的重要问题是“破界”，网络文学或新大众文艺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文字文学的存在性，如大卫·霍尼克艺术展中创造性生成的路径也是较理想的未来创作方式。今天的AI技术冲击较之起事实的冲击，首先是想象的冲击，可以从中重新理解人之为人的问题。就中国当代文学创造性的可存之问，李宏伟以康赫著作出版的遇冷作为当代“先锋”境遇的象征，提出创造性一定存在，但问题在于人们能否感受到。更深的诘问在于：当先锋创作只能抵达极少数人，是否仍有唤醒将来的能量？

罗岗以“八五新潮”的接受者身份提供观察角度，重申不能把“八五新潮”变成“八五‘主潮’”。今天重提“八五新潮”的经验有两方面特别值得重视。第一是“破界”，既在于打通艺术门类，实现跨界共振，也在于80年代“文化热”作为“八五新潮”的内在组成部分，包括《人论》的翻译也为其催动。讲述美国60年代文化的《伊甸园之门》在当时的流行，也反过来塑造和印证了中国80年代文化的连通状态。第二是“八五新潮”的核心结构：“自己反对自己”。“八五新潮”以改革共识作为历史前提，西方现代主义和诗化哲学的流行，则表征出当时又在对现代化的呼应中出现了现代性的反思。当代文学的创造性中，不能遗忘反思当下状况的传统。

经过一下午的热烈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创造性：以‘八五新潮’为参照——文学馆·学术青年工作坊”圆满闭幕。